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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年“跟党走”的脚印——为迎接党的96周年而作
2017-05-02 15:37 王 修 和  审核人:

在迎接建党96周年伟大、光辉、喜庆的日子里,检视自己“跟党走”过六十八年(其中在人民军队战斗生活十四年)刻骨铭心的脚印,对照党章要求,查看不足和差距,以便在有生之年堂堂正正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踏踏实实走好新长征路。

以下是我六十八年“跟党走”的脚印。

一、联系实际学马列主义,夯实共产主义信念,牢牢握紧跟党走的方向盘。

1943年—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我12岁—14岁随父亲到抗日前线——宜昌雾渡河开办邮局,实际上它是一所为国民政府抗日军队服务的“随军邮局”。那时,从重庆寄往抗日部队的《新华日报》、《时代》等进步报刊,都在雾渡河邮局转送驻巴东——雾渡河——远安一线的抗日部队,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我读了很多无法投寄的进步报刊。那时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大量刊登反对投降,坚持抗日的文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故事、诗歌和木刻作品,这是我最早得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救国救民的民族先锋队,使我深受教育和震憾。

19458月日本投降,我回到离别八年的汉口。那时,我和大妹随祖父住在汉口民生路张美之八巷一处不足十平米的铁皮小屋中,由寡居的大姑妈照顾我们一家老小五口人的生活。物价高涨,没有经济来源,生活状况属于城市贫民。联接民生路花楼街的交通路是一条书店集中的文化街,联营书店、三联书店、上海图书公司出售大量进步书刊,其中有苏联小说《时间呀!前进》、《青年近卫军》、还有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扳话》这使我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人民和人民军队的战斗、生产、生活情景,使我大开眼界。这时,我虽然过着贫困的物质生活,但读书的精神生活却是富裕的。

后来,我如饥似渴欣喜读到艾思奇《大众哲学》一书,初读此书,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但有一些基本观点和概念,如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有了肤浅认识,使我知道除了“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种关于世界发展变化的科学理论。这本书是我用几个下午放学后站在“联营书店”读完的,店员在我旁边走来走去对我投以警觉的目光,但我很坦然,表明决无“偷书”的意图(后来我得知这是一家由地下党办的进步书店)每晚读完一段,回家后通过回忆,写出“笔记”。在我看来,《大众哲学》是我学习马列主义的启蒙,七十年过去,我对《大众哲学》仍怀有深厚感情,因为这本书引导我走上投身革命的道路。

武汉解放前,美国军舰在长江横冲直闯,美军水兵在汉口大街上跃武扬威;国民党反动派榨取人民血汗,民不聊生,汉口街头满是河南、安徽逃荒的灾民,他们过着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物价飞涨,“法币”贬值,老百姓挑着罗筐装“法币”买菜购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8年初,武汉大中学生发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国民党反动军警在武汉大学枪杀大学生的暴行,激起大、中学生的反抗迫害暴行的浪潮。我们麟趾路中学的部分中学生参加了“国师”举行的声援追悼会,群情激昂;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切血淋淋的反面教材,使我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罪恶本质。此后,我通过同学接近了武汉大学地下党的领导同志,19493月,冒着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参加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通过团组织,我读到《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党的《城市工作政策》等,这是我正式接触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始,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指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使我初步树立起跟“共产党走”的意念,正是这个意念,使我在国民党败军到处以“优厚待遇”作诱饵,“招兵买马”逃跑的紧要关头,没有跟着国民党走,而是在地下团组织指引下,团结进步同学迎接解放。

1949516武汉解放,同年6月我投身人民军队十二兵团政治部文工团。说到参军,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495月末,我到武汉市第一中学(距我住在民生路花楼街不远处)观看一个部队文工团演出解放区的歌剧《血泪仇》,当我看到剧中王仁厚一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地主老财逼得上吊、逃荒流离失所,我流下热泪。阶级仇恨由然而生,我决心要为天下穷人求解放做一点事。后来不久,我就参加了这个文工团,并在民众乐园剧场参加《血泪仇》的多场演出,担任“群众角色”,由“观剧”到“演剧”,于无声中我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参军以后,虽然投身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于行军演出未能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但毛泽东关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却是我的座右铭,时时处处以此作为我的行动指南。

学习马列主义,阶级觉悟是一个入门。19514月,为配合农村土地改革,湖南军区组建武工队赴湘坛花石,我作为武工队员,在花石的反恶霸地主斗争中,倾听贫苦农民的血泪控诉,我第一次亲身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从而奠定了学习马列主义的阶级感情基础。

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是1958年就读于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师范学校哲学系开始的。在这所学校短期学习期间,我比较系统学习《马恩选集》费尔巴哈论、反社林论以及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等,直到这时,我才可以说,马列主义初步武装了我,使我从实践和理论上理解马列主义这个科学的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和指引我“跟党走”的方向盘。

在当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习近平同志关于“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治党、治军、治国系列讲话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此为指导,融入我们的实践之中,努力践行“两学一做”,就成为我们“跟党走、不掉队”的生命线。反之,就只能是党的同路人,而这是我作为八十六岁具有五十四年党龄的普通党员,是绝对不可以的。

二、十四年“跟党走”的军队生活,是我践行“忠于人民忠于党”锻炼党性的党校大课堂。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既是忠于人民听党指挥的武装组织,同时也是实实在在、时时处处受到党性锻炼的党校。武汉于1949516日解放,我6月参军,入伍以后,我时时感到党组织生活很严密,“党指挥枪”、“不怕流血牺牲为人民求解放”的思想入脑入心,融入到每一个革命军人生活的血液之中;每次布置工作,总是以“党组织要求我们……”名义进行,老同志谈工作时,也多是“党要我干啥我干啥”、“听党的话为人民站岗放哨”的坚定语气,表现出强烈的党性原则精神,这一切使我这个新兵,感到十分新鲜和震憾。后来,在部队生活时间长了,党员们经常召开党组织生活会,我有时显得孤单,有时我作为“列席人员”参加有关工作的党组织会议,这时,我幼稚得误以为我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参加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现在的共青团)“我入伍就是入党”,并养成按党员要求说话做事。后来,1954年期间,党组织根据我的表现(1952年评三等功一次)派人找我谈话,征求对党的认识、入党的意向,这才使我恍然大悟自己还是个“非党人士”。此后,我向党多次递交入党申请,接受党的考验,通过人民军队这所党校9年的实践,19586月党组织接收我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入党以后,我向老党员老同志学习,积极参加党组织生活,学习党的文件,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日常生活常态,认定党组织是我生命的归宿,把个人命运和党的事业自觉紧密融合在一起,把个人融入党的血液和肌体之中。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保尔·柯察金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渡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苏〕·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成为激励我“跟党走”的精典。

整整十四年的军队生活,是人生的瞬间。现在,六十八年过去,不仅养成我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坚持按时作息、“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整理床铺等),站姿坐姿保持军人姿态,75岁之前坚持冷水洗脸洗澡(冬天也不例外)从不大吃海喝,这是我终身受益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十四年严格的党性锻炼,坚信马列,坚定“跟党走”的信念,把忠于人民忠于党作为终身行为指南,时时处处牢记自己是一个听党指挥的普通一兵。

三、经受党组织停止党籍的考验,在暂时离开党组织时,仍然初心不改,紧跟党的步伐,自觉接受党的审查,争取第二次入党。19586月,正当我立功受奖,工作蒸蒸日上,作为军队培养的宣教干部骨干,调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师范学校哲学系学习深造时,我的家庭出了政治问题,牵连到我的前途命运。我作为中共预备党员入校,1959年作为非党干部出校,这对于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我返回湖南军区原工作单位时,人事部门对我的工作安排,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在长沙就地转业地方工作;二是不脱军服留队调湘西山区继续接受考验。如果我选择留长沙工作,生活较部队更为稳定,家庭也会得到照顾;而后者则是前途未卜,军服能穿多久?待遇有何变化?山区生活艰苦程度如何?家庭能否跟随我去湘西山区吃苦受累?子女教育如何安排?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正处在一帆风顺、前途一片光明的我,何去何从?不仅是一个沉重的工作、生活课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课题。

在面对生活、工作重大转折关键时期,我毅然选择去湘西山区工作,选择“跟党走”,从而坚定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安家,打起被包就出发”的决心。195910月,我调到湘西雪峰山(抗日战争歼灭日军的著名战场)下的洞口县人武部任军事科参谋。对于山区,我并不陌生:19411945年在宜昌雾渡河、1952年在湘西会同军分区都是深山老林大山区,那种吃包谷红薯的生活我很习惯,但这次调人武部工作,困难是意想不到的多而且重;①文职宣教干部转行当军事参谋,一文一武,隔行如隔山,拿笔杆子到拿枪杆子非常生疏。此前下放连队当兵,虽接受过一般的军事训练,但要当合格的军事干部,差距很大;②不懂当地口音。湘西土语与长沙湖南腔差别很大,甚至一个山村与另一个山村,口音都有很大差异,很难听懂。③家庭分居三处:妻、子、我各处一方,无法互相照顾;④搞人武工作本质上是农民群众工作,要懂得基本农活和农事季节,而这是我的“短板”。

面对上述“四大难关”,我以巨大的不懈毅力和决心,甚至付出巨大“代价”逐步克服上述四大难关:我不满周岁的长子,在我出差时,由于无人照顾,掉在火盆里,烧伤致残;当我的母亲从湖北远道来到湘西时,由于家庭的政治问题,被迫离队,我既不能对母亲尽孝,又不能照顾子女,只能送回武汉长期寄居岳家,我无法尽为父教育子女的天职,因而时时受责备,处处遭埋怨,这当然是十分痛苦甚至难以忍受。当这些难以承受的压力山大压到身时,我咬紧牙关,牢记党的教导,把党的事业放在首位,克服所有一切不堪忍受的困难,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向老同学学军事、学射击、使用武器;不熟悉人武工作,下功夫学习人武工作条例,从实践中学习掌握组建民兵武装的原则方法;不会做群众工作,不懂农活,挽起裤管学插秧、学群众语言,坚决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有时,生产队无地居住,我就在破旧祠堂、无人居住的破烂茅屋栖身,“四清”下乡时,我同孤儿同睡一床,孤儿使用的破烂“棉絮”生满了蚤子,沾连我的军衣、内裤也长满蚤子;有时住户家幼小子女没有米饭吃,我把住户给我煮的米饭让给住户年幼子女吃,并声称我喜欢吃红薯、洋芋,这当然不是虚情假意,而是群众观点、与群众共呼吸同命运的自然体现。这时,古希腊神话“安泰之死”(注)故事就成为激励我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营养保鲜剂”。

196110月,雪峰山腹地洞口县那溪瑶族人民公社发生反革命暴乱,这是配合台湾蒋帮反攻大陆的叛乱。人武部奉命组织平暴武工队,我作为武工队队员,身背三八大枪、子弹50发和五枚手榴弹急行军65公里,星夜赴那溪平叛。这一次急行军只是对我考验的开始,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在暴乱地区发动群众,揭发一小撮反革命份子的暴行,保护人民群众,这对于南下老同志来说,是最平常的军事行动,但对我而言,则是一次冒着生死的考验,平暴结束,我受到邵阳军分区的表扬。

由于我的突出表现,党组织在我的实际表现中,考察了我对党的认识,包括入党动机、群众观点、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利益等,中南军区19636月批准荣立三等功一次,同年洞口县人武部党委批准吸收我第二次入党。

五十三年过去,这第二次入党是艰巨、刻骨铭心的考验,成为我终身“跟党走”的牢固思想基础。对此,我将终身铭记。

四、正确看待党所走的“弯路”和“错路”,做坚定“跟党走”的明白人。

在客观世界中,除了飞机的航线以外,所有的道路都如同《山路十八弯》歌曲所唱,是七弯八拐、曲曲弯弯的,人们登巴东绿葱坡也是七上八下弯曲的山路。我们党在革命年代中,为了北上抗日,进行万里长征实现战略大转移“四渡赤水”这种战略迂回,从而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正面围堵,这种弯路是必须走的,有其客观必然性。对此,“跟党走”的人,要有清醒的理解和认识,坚定“跟党走”不掉队。然而,有的人,对这种曲折的客观必然性不理解,掉了队,甚而当了逃兵,这对其个人而言,是可悲的,对革命事业而言,也是一种损失。

在党的96年历史中,不用讳言,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由于错误领导,也走过“错路”。例如,革命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肃反扩大化等;新中国成立后,也走过“反右”扩大化,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炼钢铁瞎折腾”,特别是自毁长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灾难性的错路。“跟党走”就要正确对待党走的“错路”。

对于“错路”,我的态度是:一是要坚信马列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机能。二是党在实践中,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武器,把走错路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三是“跟党走”的人,要运用马列主义武器,认清党走“错路”的历史背景、偶然性和暂时性,不因党走了一段错路、动摇对党的信念,掉队逃跑。这三点粗浅的看法,尽管还不够科学,不够严谨,但使我没有胡言乱语,说不利于党的话,做损害党的事业的事。

对待党走的错路,诸如“一大二公”三面红旗,人们缺吃少穿,物质极度匮乏,我也曾迷惘疑虑、但我不曾动摇。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是:我国长期“一穷二白”的现实,促使人们追求比较富俗的生活是可以理解的,我个人当然也是一个积极的追求者。但对当时的某些举措总感觉不对劲,总感觉有些反常。后来,我从历史唯物主义中找答案,马克思曾说,当一种生产关系的历史作用未发挥殆尽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当一种生产关系在母体中没有成熟到临盆生产时,不会来到这个世界。这两句精辟的话语使我受到极大的震憾,通过冷静思考,我顿时清醒地看待当时“反常”的作法。德国古典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一个真理只有当人们拒绝以后,才能获得。难道马克思的上述科学论断也会遭到如此对待吗?

经过近年来的学习,对党走的错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我们要坚信党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自洁能力。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不犯错误,而是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同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不断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勘误纠错,从而始终保持蓬勃朝气,从胜利走的胜利。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一个人只有勇于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党也是如此,我们党之所以兴旺强大,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根本上说,就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超越,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注入生机活力。这种自我革命精神,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最强大的优势。

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勇气,沅于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私利。不谋私利,才能从党的根本宗旨、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勇于克服缺点纠正错误。

其次,确信党能够调整有关政策,走上符合客观实际的正轨。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党正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生产力低下的现实状况,通过实践,扭转“一大二公”、“大锅饭”等错误作法,全国经济形势逐步好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旋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洪流滚滚,与此同时,过去被认是“投机倒把”的经济活动,民营企业大发展,“老板”或“老总”成为令人称羡的称号,有些人认为这是不是走回头路?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这个问题,我仍然运用马克思,上述关于生产关系历史作用的论述武装自己,我认识到,既然我国现阶段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十年前的生产力水平很低,我们就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上去,当前,就必须遵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战略布署,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以“看家本领”推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署,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搞好“一带一路”建设,把我国从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更向前推进,实现“二个一百年”的中国梦。

总结一句话,“跟党走”的信念,必须建立在正确看待党走“弯路”的必然性和走“错路”的偶然性、暂时性的认识上,坚定“跟党走”。现在,世情、国情、党情变化很大、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多更复杂,作为世界第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外力能够打垮我们党,党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建立在自我监督、自我矫正、自我净化的基础之上。据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五、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捨弃个人利益“跟党走”。

武汉解放时,我作为18岁的高中生,1949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和平解放,我随军南下到长沙工作。由于长沙是和平解放,原国民党起义军警仍在街头执勤,不久国民党起义部队配带“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符号,那时配带不同符号的“人民解放军”同在长沙街头执勤,相遇时互相敬礼,很有意思。但国民党反动派潜伏的特务,时时进行破坏,敌抗也经常飞到长沙进行轰炸,危险到处存在着。

1951年初,驻湘西剿匪的47军入朝,当地土匪武装“死灰复燃”,我奉调驻芷江的会同军分区政治部工作,与此同时,军区组建一批独立团,目的是加强湘西剿匪力量,镇压反革命势力;19545月调回湖南军区政治部《部队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598月又调湘西部队接受考验,直到196310月转业当地政府工作,1977年调离湖南,到洪湖工作。在湖南工作整整28年,在洪湖工作两年,以上共三十年,在此期间,两入“湘西”,两进“长沙”,另驻衡阳、耒阳、醴陵等地。工作岗位包括文工团员、武工队员、画刊通联干事、军报记者、宣传干事、人武干部、业余教育、知青管理、退伍军人安置、民政助理、农村驻队干部,棉花公司人事干部等十二大行业、其中在军队工作14年,荣立三等功两次。可以自豪地说,我的青春年华是在“三湘四水”渡过的。

在上述三十年间,看见有的战友转业带薪读大学,内心有时很纠结,认为自己在湘劳碌奔波,既无一技之长,也没有“专业”,只不过是个忙碌的“万金油”,但回想许多战友入朝作战牺牲,剿匪部队不少老同志牺牲在湘西的大山中,这种纠结的心情便不攻自破了,下定继续“跟党走”的决心。

19795月调武汉师院政治系任教,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个人利益受到很大的触动。自己三十年的青春年华在湘渡过,在军队获上尉军衔、转业后仅“享受”股级干部待遇,而在教学岗位上,强调高学历、多学术论文、长教学课时、教学经验丰富,有了这一切,工资提得快,分房排在前,职称升得高,而这一切恰恰是我的短板。前三十年的经历付诸东流,大有悔不该当初当兵、南下吃亏之感。

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处理好个人利益坚定“跟党走”?还是“船到码头车到站”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经过比较激烈的思想斗争,要经得起和平时期“个人利益“的考验,我选择“跟党走”不掉队。而这是要付出艰辛劳动的。一是奋起直追,夯实马列主义哲学基础,掌握相关的中、外哲学史知识,增强和提高教学能力。为此目的,我自学相关的教材,在近一年中,大量摘记与教学相关的资料,写了三十个笔记本的读书笔记。二是虚心向老教师学习教学方法,精心备课。为了接受试讲考核,我的备课教案三易其稿,对着镜子、收录机自讲、自听、自看,向老教师请教。经过半年备课努力,试讲成功,获得讲课资格。三是回顾自己当兵、下农村、到山区工作的经验体会,联系实际,吃透教材要求,不断充实讲课内容。现在回想起来,三十年“万金油“的生活经历,结合人生体悟,对于讲授哲学大有裨益。这些生活经历大大充实了哲学课的讲授内容,使枯燥抽象的哲学原理变得生动活泼起来,从而受到学生的欢迎。四是撰写学术论文。这是充实讲课内容的需要,也是提高自身学术素质的需要。在教学岗位的十年,公开发表有关哲学著作《黑格尔“小逻辑”趣话百题》(合著)《黑格尔的另一半》(专著)和论文14篇,合计45万字。

199010月离休后,我返聘担任《领导科学论坛》(湖北省高校领导科学学会主办学术刊物)副主编18年,实际上等于我延长了工作年限18年。在此期间,我很快从哲学转为领导科学。编印《领导科学论坛》共80期,编发稿件近百万字,撰写学术“论文”二十四篇,累计二十万字。直到200810月,《论坛》停刊,我离开编辑部,这是我第二次“退休”。但我回顾这18年,是我一生中最富有成就感的18年。

从《领导科学论坛》停办后至今,又过去了近十年。在此期间,我撰写《献给党的颂歌》(政治抒情诗)、《读刘明福著“中国梦”》等诗文三十七篇。其中在《湖北大学报》、《湖北省高校老协通讯》等报刊发表二十五篇。现在眼力、脑力、体力都大不如过去了,写此文感到很吃力,我想搁笔,这可能是第三次“退休”。说“可能退休”,是我还想在体力、脑力允许我发挥余热时,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写点东西,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同样是“跟党走”。

六、从苏共亡党历史教训的反面教材中,不受“西化民主普世价值”的迷惑,不走僵化的老路。坚定“跟党走”的信念。

1991824,从西方获得数百万美元“好处费”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悍然宣布,苏共解散,随后苏联国旗悄然降落。列宁缔造的党,以及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外无敌人入侵、内无自然灾害而不打自倒的历史教训,是难得的反面教材,一切“跟党走”有坚定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要居安思危,坚定信念,坚信马列,不忘初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898年到1991年苏共存在107年,从1917年到1991年,苏维埃国家存在76年,这两个光辉的年代,曾给全世界无产者受苦受难的人民,带来巨大鼓舞和希望。然而,10万苏共党员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推翻沙皇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国家;20万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团结在一起,打败邪恶的德国法西斯匪帮,而拥有200万苏共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却毁于一旦?令人深思。对于我们这些成长在50年代,捧读《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唱着《共青团员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山楂树》等苏联歌曲成长的一代人是深感沉痛的。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一是给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人民带来巨大痛苦;二是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混乱和动荡;三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失望和悲伤,这种“不放枪不放炮,城门楼上换旗号”的惨剧,是所有正直的人们不能接受的,然而在苏共、苏联“突如其来”发生了。说“突如其来”,实际上有其来龙去脉。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其来龙去脉是什么?107年的苏共为什么没有防止悲剧的发生?悲剧发生后苏共党员干什么去了?我们看到,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共领导集团,他们打着“新思维”、“民主社会主义”、“多党制”的旗号,大搞历史虚无主义、苏共领导阶层逐步成为官僚化、权贵化、腐败化的反人民集团,从而严重脱离人民群众遭到人民唾弃,这不仅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也是其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苏共亡党亡国的轨迹如下:

一是从背叛马列主义、抛弃正确理论指导开始;

二是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十月革命和党的历史;

三是践踏马列主义干部路线,败坏党风,滋生一个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

四是对西方世界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失去警惕,任其泛乱成灾;

五是彻底背离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改变党的颜色,从而滑向帝国主义的怀抱。

面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坚定“跟党走”,首先就要永远保持和发扬九十六年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永远保持对人民群众的赤子之心,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要有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时时处处按照党章要求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其次,要有忧患意识,警钟长鸣。毛泽东同志早在五十多年前“八大”期间接待外宾时说,“要使中国变成富强国家,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光”,“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官僚化、大国沙文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就更危险了。”(转引自刘明福著《中国梦》一书284页)中国当下正处在从“八大”算起的“五十年以后”这个最危险、最可能犯错误的“节骨眼”时段,尽管反腐斗争取得重大进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署取得辉煌成就,但各种危险仍然存在,许多“负面”现象仍然存在,我国当下有些官僚权贵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与苏共亡党亡国的情景“相近、相似、相同”,如果任其泛滥成灾,那么,“苏共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见习近平同志20132月在中央纪委全会上的讲话)这种情景值得警觉。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我国伟大思想家梁启超早在一百多年前说:“今天之可忧者,莫中国者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则愈爱之;愈益爱之,则愈忧之。”这段话虽不是出自我的口,但确实表达了我深切的心声。

“跟党走”就要吸取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为此,我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认真读了三本书。一是读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并写了读书笔记。这本书对我最大的警醒是原苏共内部有一个官僚权贵资本主义集团和苏共高层领导的颠覆性危险。宣布苏共解体的戈尔巴乔夫曾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居安思危》398页)这是何等可怕而又咬牙切齿凶恶的话语。二是读刘明福著《中国梦》一书,对“保持警醒要警钟长鸣”一章反复阅读,受益深刻。这本书提出“大国崛起”与“大国崩溃”,只有一步之遥;“精英危机”是最致命的危机;“没有噩梦,难成美梦”等篇章,使我深受教育。我撰写了《读刘明福著“中国梦”启示录》一文,发表在《湖北大学报》、《湖北高校老协工作简讯》上。

三是认真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鲜活的最新成果,是治党、治国、治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伟大指导纲领。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展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方略和领导智慧。在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中,我撰写《以“看家本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刊登《湖北老教授协会》会刊)一文,比较系统阐述我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讲话的心得体会。我坚信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讲话,就能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构建坚固精神长城,防止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悲剧在我国发生。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是防止在我国出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惨痛悲剧的强大思想武器。系列讲话的十八个论题,每一个论题都有鲜明的针对性。他提出“全党同志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生活各个环节,敢于同形形色色的违反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和制度的现象作斗争。”(见习近平《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讲话》)只要按照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联系实际去做,我们党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坚信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就能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构筑坚固的“红色基因”精神长城,防止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惨痛悲剧发生。

历史已经证明,美国霸权主义者的大炮飞机在67年前的朝鲜战场、50多年前的越南战场上不能打垮我们,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西化”、“分化”对我们虽有某些影响,但最可怕的是苏共“腐化”、“僵化”在我们党内重演。要避免党内出现颠覆性的危险,全党就要克服“精神懈怠危险、强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我们作为普通党员就要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不断增强信仰之钙,忠实传承“红色基因”,实现跟党走的初心。

七、三点感悟

首先,“跟党走”要学马列主义、学党章,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著作讲话等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用以武装头脑,克服“西方民主”,“西化”等“普世价值”传播的危险,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不怕牺牲、忠于人民忠于党的“红色基因”融入自身血液之中,“跟党走”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实践问题。

其次,时时检视自己的入党动机。出发点正确,就能时时处处按照党章要求做人做事;否则,入党动机不纯,时时处处为个人谋利、盘算,做官当老爷,战争时期不能经受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当逃兵;和平时期就不能经受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考验,当人民利益的背叛者。

第三,“跟党走”是一生一世的艰辛奋斗历程。既要在党兴旺发达时期“跟党走”,也要在不得已而走某些弯路,甚至走错路时,也坚定要“跟党走”。要以实际行动在党言党、忧党、为党的奋斗目标贡献一切。

在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之际,我将以实际行动,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伟大奋斗目标,贡献出有生之年的绵薄之力,践行“跟党走”的初衷。

写于2017416日武汉解放68周年

作者:湖北大学离休干部    

电话:15342205311         

 

传说安泰是一位英雄,只要他身不离地,就能从大地母亲获得无穷力量;另一位英雄赫拉克勒斯得知安泰这一致命弱点,在两人博斗时,赫拉克勒斯把安泰高举离地,最终杀死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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