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大老年工作
简 报
第三十六期
老年协会
离退休工作部（处） 合编
离退休
党总支
2005年4月28日
我的后半生
朱 祖 延
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校党委今天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这里和同志们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思想交流，感到很荣幸！
我是1956年1月被批准入党的。入党不到半年，就调来本校工作。亲身经历了学校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1956年武汉师专，1958年武汉师院，1984年湖北大学。到明年，我在湖北大学校园里已整整工作了五十年，可算得上一名老园丁了。有人问我今天讲话的题目，主要是汇报一下几十年来我在本校的工作经历。如果要加个题目，就叫《我的后半生》，我在学校工作了大半辈子。
我虽然在这里工作近50年，自己是一个业务干部，中文系系主任。但是前20年中基本上不摸书本，不务正业。原因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校工作，基本上在政治运动中进行。1957年反右派，在师生中大抓右派分子。1958年拔白旗，对学有专长的老教师进行批判。接着大跃进，带领学生下厂下乡，大办钢铁，搞劳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在党校学习，从市里到学校，揭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着又搞“四清”运动，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张铁生白卷英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你斗我，我斗你。不是我整人，就是人整我。根本谈不上读书做学问。我作为党员系主任，更要站在斗争最前沿。
这段历史，一直持续到1975年。1975年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会议，会上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改变“大国家、小字典”的现状。当时社会上只有一部拳头大的《新华字典》。周总理认为这样一部小字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于是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会议。会上确定华东六省市合编《汉语大词典》，四川、湖北两省合编《汉语大字典》。
当时湖北省由省委宣传部余英副部长挂帅任组长，组织编写队伍。确定两所高校会同四个地区承担编写任务。两所高校是武大、华师。四个地区是孝感、黄冈、荆州和武汉市。（当时武汉师院还排不上高校名单，与武大、华师并列。）武汉市由副市长邓垦接回了任务。他指定武师中文系承担任务，点名叫我负责。
万事起头难。我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组建班子，抓编写人员的人头落实。当时中文系抽不出人。考虑到专业人员的来源，不外两个渠道：一是从中学借调，二是从社会闲散人员中物色。从中学借调，煞费口舌。从社会闲散人员中物色，更多风险。社会闲散人员情况复杂，不少学有专长的业务人员，经过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的战斗洗礼，被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黑帮分子打入冷宫，散落各处。有的拉板车，当泥瓦匠，有的还在农场监督劳动。当时的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延揽这些人，要担很大风险。万一有反复，“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的罪名就会加在头上。但在市委支持下，我四处托人牵线搭桥，终于把中学的业务骨干和一些政治上有问题的社会闲散人员，都延揽到编写组来。这些同志工作积极，兢兢业业，为大字典的编写，贡献了极大的力量。《大字典》编完后，这些人就被留下来，成立了湖大古籍所。
由于《大字典》的编写，难度极大。要求把近6万个汉字系统整理。每个字的音、形、义都给予准确说明。我们认为一部字典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料的完备和准确。每一个字，从解形、读音到释义，都要有可靠的资料作依据。它不同于文学创作，可以凭空臆想，虚构情节。字典的每一义项，都要有坚实的材料作佐证。因此，主编徐中舒老先生每次都强调编好字典要抄好书。所谓抄好书，一是要读懂书，理解正确。不能张冠李戴，斩头去尾，把古书的句子断错了，标点不恰当，都是理解问题，没有读懂书。二是要校对无误，抄写印刷不能有错漏。
我们编写队伍大都是从中学借调的语文教师，包括我自己在内，编字典都是新手。本人的专业修养和字典质量的要求，很不适应。怎么办？边干边学，在实践中提高。我们认为要编好这部字典，固然有个水平问题，但重要的则是态度问题。如果态度认真负责，勤于查对，刻苦钻研，不懂就问。不仅字典质量可以保证，个人水平也可很快提高。我们大家边干边学，能者为师。经常组织讲座，交流大家的一得之见。比为虚字如何编？名物字如何编？异体字如何处理？这些意见，都受到大字典编辑部的肯定。我们出的第一个工作本，得到川、鄂两省兄弟组的好评。其中重要一环，就是书证材料比较落实。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态度认真，水平上的缺陷是可以得到弥补的。俗话说：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
由于我们（武汉市编写组）编写组干出了一点成绩，省里决定把我们组改为武师编写组，这就成了三所学校三个地区。并决定每所高学校带一个地区。华师带荆州，武大带黄冈，武师带孝感。
《汉语大字典》共分八卷，1986年出第一卷，1990年出齐。全书正文总计1700万字。湖大古籍所承担的任务将近六分之一。
我们除按计划编《大字典》以外，还编了一部《汉语成语大词典》作为副产品。168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成语13000余条，将近200万字，是当时国内外汉语成语词典中最大的一部。由于条目比较齐全，例证比较丰富，编写体例比较新颖，书一出版，就获得全国十大优秀畅销书奖，成为河南出版社的拳头产品，17年间多次再版。2001年中华书局辞书编辑部与我们联系，将《汉语成语大词典》加以修订，改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毫无疑问是一则喜讯。当即由张林川同志主持，动员古籍所同人，花了一年时间，将修订本于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使本书的规格更上一层楼。在全国将近150种成语词典中，我们这部词典独树一帜，常印不衰。1999年我们又在此基础上将规模扩大一倍，出版了《成语辞海》，2001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国家辞书奖二等奖。在中国辞书奖评奖总结会上，晁继周同志指出，这个二等奖主要是所收条目，不少是本书独有的，是编写人员在编写上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得来的。
有了编纂辞书的经验，古籍所同人又先后编纂出版了20多种辞书类工具书，如《中华发明发现大典》，《中国古籍书名考释词典》、《中华掌故类编》、《汉语常用字典》、《引用语大词典》等等。从此湖大古籍所以辞书编纂为特点，在同行之间被人称道。并使古籍所赢得了“辞书之家”的光荣称号。2003年3月26日《光明日报》、上海2003年3月号《辞书研究》、上海2003年5月号《辞书研究》，2004年1期《出版科学》都刊登专文介绍湖北大学古籍所这个“辞书之家”。
尤其使古籍所在全国学术界产生强烈的反响的，是编纂出版了《尔雅诂林》这个洋洋千万字的巨著。
当1984年《大字典》进入终审定稿阶段时，编完《大字典》再干什么，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大家决心编完《大字典》，再搞一个大型语言文字研究课题。
由于编写《大字典》时，大家在语言文字领域里摸爬滚打了十年，天天和《说文》、《尔雅》这些古代字书打交道。于是选中了《尔雅诂林》这个研究项目。《尔雅》是我国第一部以解释词义为其内容的专书。内容包罗万象，也是我国第一部百科性的分类词典。把历代研究《尔雅》的著作汇集起来，编成《尔雅诂林》，这的确是个规模宏伟的工程。无论在人力物力上（编写人员的业务水平，搜集图书资料的雄厚资金），我们都不具备。好在大家齐心，有一股锐气，决心迎难而上，创造条件，完成这一课题。
首先，我们走出校门，朝山拜佛，向国内大师们请教。我们走访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国学大师，得到他们热心支持。他们积极推荐书目，使我们深受鼓舞。
与此同时，我们又打报告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上报课题，申请立项。经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同意，《尔雅诂林》被列入全国古籍整理“八五”规划项目。高校古委会还决定每年资助一万元。数目虽小，对我们好比雪中送炭。于是从省内到省外，两三年中跑遍了上海、北京、山东、四川等地各大图书馆和高校，采购、复印了140多种图书回来。接着又与中华书局联系，落实了出版单位。完成了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从1986年起编写工作正式启动。
从1984年开始准备，到1998年全书出齐，历时十四年。确是一个艰苦历程，两位副主编谢先俊、黄毓仪带病工作，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99年《尔雅诂林》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光明日报》于1999年5月5日以整版篇幅，集中刊载了许嘉璐、任继愈、李学勤、裘锡圭、安平秋等八位专家的发言，一致肯定《尔雅诂林》是一部必然传世的学术精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杰作。特别对责任编辑黄榕同志写的一篇追记《诂林》编写过程的《代后记》，反映强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说他是含着眼泪读完《代后记》的。他建议今后无任何时何代翻印此书时，都不要把《代后记》删了。让后世子孙了解他们的前辈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条件下编纂此书的。
《尔雅诂林》不久就被评为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湖北省社科优秀图书一等奖。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湖大古籍所除了辞书的编纂出版这个特色以外，还有另一个特色，就是整理湖北地方古代文献。已经出版了三辑《湖北地方古代文献丛书》。前两辑，我们所只是参编，第三辑是我所独编。汇集整理了湖北地方古籍如《湖北通志未定稿》、《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荆州驻防志》、《万域堤志》、《潜江旧闻录》、《襄阳城守录》等16种。被列为全国高校古委会的“九五”课题之一。内容涵盖湖北地区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军政设施、经济贸易、诗文杂录等等。对发掘本地传统文化、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推进湖北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湖大古籍所，从1986年起，还创建了一个招收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的硕士学位点。后来湖大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还被列为省级重点学科。
从上面的介绍可见，湖大的古籍研究所是从编写《汉语大字典》起步的。中间经历了很长一段艰苦卓绝的发展之路。开始时在原数学楼四楼办公。当时一穷二白，夏日骄阳似火，四楼温度平均都是30℃以上。没有空调，虽有一台电扇，也不能开，怕把桌上的资料卡片吹散。所有男同志，只好赤膊上阵。编《尔雅诂林》要出差到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可经费有限，坐船只能坐五等统舱，坐车只能坐硬座。出访只能吃小菜饭。劳累一天，夜晚只能宿地下室或大澡堂。古籍所是吃皇粮的穷单位，没有创收，没有额外补助。可大家一心扑在工作上，虽然清贫，但无怨无悔。《尔雅诂林》副主编黄毓仪同志的岳母，有一个手工制作珠宝饰品的好手艺，想自己开公司，让女婿出面主事。黄毓仪为了承担《诂林》副主编的责任，断然拒绝。有的甚至忍受疾病的折磨，坚持工作。谢先俊同志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每日上班，扶杖而行。张林川同志痛风病发作，不能行走，干脆在办公室支一张床，吃住都在里面，绝不耽误工作。《尔雅诂林》付排时，谢、黄二人先后因心脏病、肝癌去世。为了发扬祖国传统文化，他们甘愿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多少年来，古籍所同人有干劲，有凝聚力，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我常常向人夸示，有的单位把大学者比作大拇指，我们古籍所没有大拇指，但我们古籍所却能捏成一个拳头。用我们的拳头和人家的大拇指抗衡。
古籍所又是一个和谐的集体。大家不争名，不争利，互相关心。张林川作为党员所长，在这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张林川是《尔雅诂林》常务副主编，但最后署名，他坚决把自己名字放在副主编最后一个。他说他在副主编中年纪最轻。《汉语成语辞海》他也是实际负责人，但他不挂主编、副主编，只署了个“策划”的名。《尔雅诂林》得了三个大奖，三笔奖金，张林川提议全部分给谢先俊、黄毓仪两位死者的家属，所内同志，一致赞同。
目前古籍所的在职人员，从所长到一般研究员，基本上都是我们古典文献研究班毕业的留校的学生，他们仍然保持着团结协作的优良传统，仍然是一个和谐集体。党中央号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了构建和谐社会，每个人都应该从我做起。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党员，如能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上，团结群众，形成一个和谐的集体，就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贡献。
上面谈到我的后半生都是在辞书编纂工作中度过的。党号召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各项工作要开创新局面。辞书编纂是国家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我们是从事精神文明生产的人，出书要对读者负责，决不能粗制滥造。应该使自己的产品，优质高产，成为名牌货。决不能制造劣质产品，坑害人。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和全组同人，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胜利完成任务。
只要心里想着党的事业，心里想着人民群众的需要，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干起来，就会有使不尽的力量。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党章规定，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做群众工作。我们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这就要求党员一定要有群众观点，团结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中有无限创造力。
就拿我们编《大字典》来说，收字近6万，引证书籍多达2000种，全部字稿总计1700多万字。这样的宏篇钜制，如果只有少数专家，没有一支群众性的编写队伍，能成吗？
我们编的成语大词典，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例证详，条目多。和已经出版的成语词典相比，许多条目，我们有，他们没有。在同一条目下，我们有例证，他们没有。
这些材料从何而来？依靠我们组的集体力量。各人利用业余时间，分担几部大书的制卡工作，真是人多力量大。我们在资料上大获丰收，体现了我们这个战斗集体的威力。我敢说，任何一个私家编写的字典，都不可能达到这样规模。即令达到这样规模，恐怕也要花去他一生的精力，甚至还要把儿子、孙子的力量也用上。至于群众在工作上的创造发明，有的确实令人叹服，事例就不多举了。
我们党员既是群众的一员，又要在群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做群众的表率。
我常常这样想，自己也没有什么能耐，或者说非常平庸。怎样在群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呢？
一条是在工作上带头使劲，尽力而为，不偷懒。人固然要量力而行，但更要尽力而为。自己只能挑50斤，硬要挑100斤，当然不行，这叫量力而行。但是你能挑50斤，就决不挑49斤，这便是尽力而为。
另一条是你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也必须做到。这几年，我身上压的担子比较多，除了编字典外，还有一些其他兼职和社会活动，我权衡一下轻重，对于一些兼职和社会活动，我只能量力而行。至于我主要负责的字典编写工作，则责无旁贷，一定全力以赴。我应和字典组的同志一道干，实实在在干。既然我被任命为“主编”、“顾问”，就不能主而不编，顾而不问。一定要干实事。
过去大字典的编写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根据编写的需要，我们规定编写人员必须到组内坐班，以便检阅图书资料。我自己也坚持每天来校上班，风雨无阻。因此我体会到一个党员，任何时候，眼睛里都要看到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且以身作则，和群众战斗在一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难在工作上开创一个新局面。这是我的第二点体会。
最后一点体会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党员，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老年知识分子党员，由于阶级出身、脑力劳动、个体劳动以及生活习惯等许多特点，尤其更警惕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袭。特别是在荣誉面前，更要能够正确对待。这是知识分子党员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一环。
前几年由于党风不正，在我们知识界有些党员学习不刻苦，工作不负责，好出风头，争职称，闹待遇，追名逐利，稍有成绩，就沾沾自喜。甚至剽窃别人成果，以博得一个虚名。对于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问题恐怕比别的阶层的人要尖锐一些。一个党员真正要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就要同名利思想划清界限。
许多年来，党给自己的荣誉确实太多了。什么省市人大代表、省市劳动模范、省模范教师、优秀党员等等，自己扪心自问，对这些桂冠是受之有愧的。有的朋友同我开玩笑：“你现在是有名气、有社会影响的人了！”什么名气？什么社会影响？无非是社会兼职多了，出头露面的机会多了，结识的人自然也就多了起来。这并不是由于个人三头六臂，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这完全是党的培养。要不是党把你安排在一些岗位上，让你从事各项社会活动，别人又知道你是张三李四王老九？对待党给的荣誉，只能更加勤奋地为党工作，决不能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资本，反转来又向党讨价还价。
再说，有些事情也是群众干出了成绩，而把荣誉归到我头上。如几部大书得奖，作为主编的我，决不能把光环只戴在自己一个人的头上。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荣誉面前，不应沾沾自喜，应该更自觉地警惕自己的名利思想，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真正的荣誉，应当属于党，属于同自己一道团结战斗的集体，而不应只属于个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于一些出名的、出风头的事，有时是退避三舍的。比如《尔雅诂林》得了国家图书奖，出版社买好飞机票，要我去北京领奖。我让副主编张林川去了。《诂林》又得了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通知主编上主席台领奖，我也让张林川上去。我想事情既是大家干的，在这些出风头的体面场合，应该让年轻人多出头露面。
每当党和人民给我荣誉超过自己对党对人民所作的贡献时，总感到很不自在。我更加警惕自己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优越感，生活上更不能有任何特殊化。1989年当我从汉口胜利街同兴里搬来学校居住时，有人劝我保留汉口那一套四十几平方米的两间半住房，说那是黄金地带，很多人从校外搬进学校都保留了校外的住房。我认为那样做不好，坚决把校外的住房证交给了学校。我时常想自己今年83岁已是耄耋之年，来日苦短。现在国家委任我做《中华大典·语文典》主编，使我在有生之年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党为人民再做一点有益的事。常听说许多参加革命历史悠久的老干部，谈到要保持革命的晚节。我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年知识分子，虽然在革命经历上，不能与一些老干部相比，但也有个保持晚节的问题。有些老人，为群众做了不少好事，群众祝愿他健康长寿。也有一些老人，做了些不得人心的坏事，群众咒骂他老而不死。健康长寿与老而不死，虽然基本含义相似，但感情色彩却大不相同。
我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应该珍惜这晚节的名声，决不能做一个老而不死，让人咒骂的人物。这不仅是个人的名声问题，由于自己是个党员，名声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党员在群众中的影响问题。因此不能单纯看作是一个个人问题。
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每个党员都要自觉履行党员义务，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自己学习得很差，工作也很不出色，距离一个合格的先进的共产党员标准还很远，但我愿意向着上述目标迈进，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帮助。
离退休工作处举办
第十一届老年人春季运动会
刘康义
4月20日，离退休工作处在校灯光球场举办了第十一届老年人春季运动会。李金和副校长到运动场观看了比赛，老干处处长陈仁祥同志在运动会开始时讲了话。532名老同志参加了9个项目的角逐，最后35名老同志获得一等奖，120名老同志获得二等奖，230名老同志获得三等奖，其余的同志获得纪念奖。
上午8时刚过，由100名老同志组成的“欢庆锣鼓”、“筷子舞”、“健身操”等欢快的节目，使运动会上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吸引了数百名人观看。运动会开始后，九个比赛项目同时展开，运动场上你争我夺，井然有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体育学院离退休的40余位老师，都当裁判员，他们工作一丝不苟，比赛项目规范可靠，正如退休体育老师郑洪桢同志说的，我们有些老师原来是省级裁判员，现在为老同志捡扶手榴弹，甘当勤务员，精神十分可佳。
参加运动会的有8位原校级领导，230位原教授、副教授，特别是今年97岁的李毅之老师也来到运动场，观看老年运动会盛况，一些老师为他伸出了大拇指。李老师说，过去我要参加比赛，现在我来看一看，也算参加了这运动会。
运动会在上午11时结束，获奖运动员领取票证到学校超市高高兴兴地领取了自己喜爱的奖品。
目 录
我的后半生…………………………………………………朱祖延（1）
离退休工作处举办第十一届老年人春季运动会……… 刘康义（13）
(完)
